
提起包办婚姻,谁不是一声叹息?
鲁迅与朱安,徐志摩与张幼仪,全是无爱而婚的悲剧。一方冷漠疏离,另一方孤独终老,看得人心里不是滋味。
可偏偏有这么一对,却打破了包办婚姻不幸福的魔咒。
胡适与江冬秀,一个是留洋归来的大才子,一个是裹着小脚、目不识丁的乡下妇人。看似八竿子打不着,却把一场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,过成了民国最幸福的模样。
1904年,时年13岁的胡适还在老家安徽绩溪念私塾,母亲就给他定下了婚事。女方是邻村江家的姑娘江冬秀,比他大一岁,念过几年私塾,粗通文墨,还缠过足。
江冬秀父亲江世贤为布政司经历加二级,母吕贤英则是光绪进士、翰林院编修吕佩芬之女。
胡、江两家虽分属绩溪、旌德两县,然相距不过20公里。
1904年春,江母走亲戚时巧遇沾亲带故的胡适母子。吕贤英见13岁的小胡适眉清目秀,模样英俊,遂主动提亲,愿以女字之,遂有婚约。
那时候的胡适,已经懂些道理。
当他得知自己已被父母包办婚姻,心里也满是抗拒。也曾经暗自发誓,将来一定要挣脱这个枷锁。
再长大点,胡适远赴美国留学,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子。身边围绕着不少年轻貌美的女学生,当然不乏主动示好者。
有人劝他,干脆退了家里的婚事,找个志同道合的知己,可胡适却摇了摇头。
他不是没有犹豫过,也不是没有心动过。可他深知,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,这门婚事是母亲的心愿,他不能让母亲伤心。
更重要的是,他似乎看透了:婚姻未必非要轰轰烈烈的爱情,细水长流的陪伴,或许更长久。
1917年7月,胡适学成归国。
已接到北京大学聘书的他,没有先赴任,而是先回了绩溪老家,一心想见见这位与自己有十三年婚约、只通过书信往来、寄过照片的未婚妻。
在几次相约未果后,8月24日,胡适干脆直接来到旌德江村。
江家上下热情款待,摆上好酒好菜,可等到要见江冬秀时,却出了岔子。
江冬秀竟躲在闺房的床上,把放足后已归不到位的双脚紧紧塞入被单中,猛地拉下蚊帐,任凭家人怎么劝,都不肯露面。
没人知道,这位姑娘不是羞于见,而是想见又怕见。
一边是对这位留洋才子的好奇与仰慕,一边是自卑与胆怯,她怕自己裹过的小脚、不够出众的容貌,配不上眼前这位学识渊博、风度翩翩的新青年。
更怕自己粗鄙的谈吐,惹得胡适嫌弃。
胡适在江家坐了许久,终究没能见上未婚妻一面,只能悻悻而归。
换做旁人,或许早已心生不满,甚至借机退婚,可胡适没有。
第二天,他提笔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,托江家家人送入她的闺房,信中写道:
“适以为吾与姊皆二十七八岁人,又尝通信,且寄过照片,或不妨一见,故昨夜请姊一见。不意姊执意不肯见。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,决不怪姊也。”字里行间,没有半分抱怨,全是理解与体谅。
这封书信既顾及了江冬秀的体面,也尊重了家乡的风俗。而信中表达的通透与温柔,早已注定了这段婚姻的底色不差。
1917年12月30日,胡适再次返乡,与江冬秀拜了天地。
不同于旧式婚礼的繁琐,胡适穿西装、行鞠躬礼,还在婚礼上演讲,倡导破除旧礼节。
这场新潮的婚礼,在当时的乡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更动人的是,婚礼上燃放的爆竹,竟是胡适母亲十年前为他备下的。
婚后不久,在1918年4月号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,胡适发表《新婚杂诗》,其第四首字字含情,道尽这段婚约的岁月沉淀:
“记得那年,你家办了嫁妆,我家备了新房,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!这十年来,换了几朝帝王,看了多少世态炎凉,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,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,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!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,越陈偏越响!”他还特意在诗后加了尾注:“吾本不欲用爆竹,后以其为吾母十年前所备,不忍不用之”。
一句“不忍”,藏着对母亲的孝心,也藏着对这段缘分的珍视。
新婚之夜,掀开盖头的那一刻,胡适没有像张恨水那样逃婚,也没有像鲁迅那样冷漠疏离,而是坦然接受了这个略显拘谨的妻子。
有人打趣他,说他一个留洋才子,娶个粗通文墨的乡下妇人,太委屈了,胡适却笑着说:“婚姻本就是凑活,凑活好了,就是圆满。”
世人都传胡适“惧内”。
这话一点不假,可这份“惧”,从来不是真的害怕,而是疼惜,是尊重。
民间传闻,每次胡适和江冬秀照相,从来都是江冬秀坐着,他站在旁边,一脸笑意,还逢人就炫耀:“你看,我太太多有福气。”
后来,他还特意编了一套“新三从四德”,传遍了民国文坛:太太出门要跟从,太太命令要服从,太太说错了要盲从;太太化妆要等得,太太生日要记得,太太打骂要忍得,太太花钱要舍得。
这话听着是玩笑,可藏着胡适满满的宠溺。
江冬秀性子泼辣,爱较真,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,甚至拿起鸡毛掸子追着胡适打。可胡适从不反驳,要么笑着躲开,要么乖乖认错。
江冬秀虽然粗通文墨,却有着一身通透的烟火气,更有着普通人的善良与坚韧。
胡适在外忙于学问,家里的大小事务,全靠江冬秀打理。她伺候公婆,抚养子女,甚至在胡适被人诬陷时,挺身而出帮他洗清冤屈,让胡适没有后顾之忧。
这场包办婚姻,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,没有诗词歌赋的共鸣,却有着最真实的烟火气。
胡适白天忙于讲学、著书,晚上回到家,江冬秀总会端上一碗热乎的粥,坐在他身边,听他念叨白天的琐事。
江冬秀识字不多,胡适就教她读书、写字,哪怕她学得慢,哪怕要反复教上几十遍,胡适也从未不耐烦。
后来胡适曾在信中写给江冬秀:“窗上的月亮正照着我,可惜你不在这里”,字里行间,全是藏不住的牵挂。
比起徐志摩的浪漫闹剧,胡适的婚姻,少了几分轰轰烈烈,多了几分细水长流。
比起鲁迅的冷漠疏离,胡适的婚姻,少了几分无奈悲凉,却多了几分温情暖意。
他们没有因包办婚姻互相折磨,反而在朝夕相处中,生出了深厚的情意。
这份情意,无关风月,无关才华,只关乎陪伴与懂得。
胡适晚年,曾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这一生,最幸运的事,就是娶了江冬秀。”
他们携手走过四十多年,历经风雨,不离不弃,把一场人人不看好的包办婚姻,过成了民国最动人的传奇。
世人总说,包办婚姻没有爱情,可胡适与江冬秀用一生证明:爱情从来不是婚姻的唯一底色,尊重、包容、陪伴,比轰轰烈烈的爱情更长久。
把凑活过成圆满股票配资广东,把平淡过成欢喜。这,才是民国爱情里,最动人的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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